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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与实践

时间:2012-07-17 14:48:12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点击:1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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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时期的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一贯要求党员廉洁奉公、执政为民,努力提高党性修养,积极抵御来自各方面形形色色的歪风邪气的侵袭腐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高度重视党政干部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特别强调反腐倡廉并付诸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

中央苏区时期,地处赣南、闽西偏远山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加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和疯狂侵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大军民生活异常艰苦。当时“临时中央政府的十个工作部门,全部集中在瑞金叶坪的一个大祠堂办公,每个部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村工作人员,除少量技术人员外,大家都没有薪饷”,苏区干部“每人一双草鞋、一顶雨笠、艰苦得很。”面对艰难困苦,党员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廉洁奉公。惟有如此,才能共克时艰,巩固和发展苏维埃革命事业。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同时强调“经费节省,决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

在积极倡导廉洁奉公的同时,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总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艰苦奋斗。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士兵就为此编唱歌谣:“毛委员带头吃野菜,艰苦作风传万代。”毛泽东非常节俭,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块补丁,在饮食上也与干部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倡导下,中央苏区深入开展节省运动和反贪污浪费斗争。据统计,1933年11月,中央政府各部预算总额12032元,翌年3月尽管增设了粮食部,但预算总额仍减到2831元,仅4个月就节省了9201元,约降低76%。

  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通病,也是难以根治的顽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腐败也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中央苏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贪污、浪费、挪用公款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给苏维埃政府和革命事业带来恶劣影响,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

  针对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的易发性、隐蔽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毛泽东特别重视预防与惩治相结合,思想教育与法纪处分相结合,并制定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他重视“教养”先行、防微杜渐,通过党校、苏维埃学校及各种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要求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性修养和优良作风,树立一心为民、无私奉献、为苏维埃奋斗的思想,这就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党政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抗腐拒变的能力。另一方面,把惩治腐败和犯罪纳入法制轨道,制定并领导执行了相关法律措施。1933年12月,毛泽东和项英联合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明确规定:凡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苏区货币,当时1元可约买42斤大米或10斤猪肉,官兵伙食不含粮食每人每天5分左右)以上者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视具体金额分别判处不同年限监禁或劳改;“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玩忽职责,管理不善,存放不妥,造成损失,轻者重罚,重者法办。”

除了颁布法律法规外,还通过依法严惩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的司法实践有效地锤炼了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纯洁了苏维埃政府的队伍。  

  毛泽东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同时郑重承诺“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为了加强对干部的监督警示,毛泽东和苏区领导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建立制度。其一,选举制度。建立民主选举制度和代表会议制度,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这就保证了苏维埃政权是切实代表广大民众的政权。其二,组织制度。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签署了《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等组织法令,通过领导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提高了苏区政府工作队伍的纯洁性和组织纪律性,防止投机分子钻空子。其三,监察制度。毛泽东领导苏维埃中央政府制定颁布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怎样检举贪污浪费》、《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监察制度和工作守则,为监督行为提供制度保障,成为遏制腐败的“克星”。其四,财经制度。毛泽东还领导中央苏区各级政府建立了预算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税收制度等,在经济上实行供给制和经济民主制,统一财政,加强管理。以上四方面制度和措施构成了卓有成效的监督防范制度体系,并在践行中不断健全完善,大大加强了对干部的监督警示和教育,有效提高了干部的自律性,成效斐然。

  其次,设置机构。毛泽东等人非常重视建立健全监察机关等监督机构,他领导建立了由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地方各级检察部和各级检举委员会等组成的专门的监察司法系统,检查部(科)之下设控告局,负责“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控告,及调查控告的事实。”群众可以通过控告局等途径和载体对不良现象进行检举控告。除正式监察系统外,还辅以可由很多工农群众参加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等构建的“群众性”检举监督系统。这两套系统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对党政干部中的腐败行为和不良风气进行毫不掩饰的监督、检举、揭露和批判,使中央苏区的腐败现象及时得到发现、清查和遏制。

最后,注重舆论引导。毛泽东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具的作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创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表示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它辟有“工农通讯”、“来件”、“专载”等专栏,大量刊登群众来信来稿,经常发表旗帜鲜明的社论。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苏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中央苏区时期干部鲜明的廉洁奉公作风和廉洁政府。正如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所指出:我们可以夸耀地说“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不仅对于加强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壮大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想启迪作用。

(责任编辑:wang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