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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的法治思想

时间:2012-07-08 08:43:37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点击:18954

 

       唐朝的法制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推崇封建法治精神的朝代。唐太宗作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在弘扬封建法治精神、厉行法制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据《资治通鉴·唐纪八》记载,唐太宗“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守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者觉,上欲杀之。”兵部郎中戴胄奏:“据法应流”。唐太宗怒道:“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戴胄答道:“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听后赞道:“卿能执法,朕复何忧!”唐朝法律的主要形式是律、令、格、式,据《唐六典》解释:“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式。”而令即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指令,是皇帝专权的集中体现。法与令冲突的背后实质是法律与皇权的对峙。法治与皇权,二者从根本上讲是对立的:法治的信条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制约;而皇权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却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唐太宗在皇权受到挑战面前,能自觉接受法律对皇权的约束,作为封建帝王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遵守法律方面,唐太宗多次表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大法,不可以因私废法”。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的旧交庞相寿因贪污罪被撤职,唐太宗念旧欲给他官复原职,魏征上谏:“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唐太宗欣然纳之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法治的核心是法律权威至高无上,而关键在于权力服从法律。唐太宗不私故旧,不庇功臣,遵守法律,开启了唐朝官吏奉法守法的先风,成为历朝的典范。

     在执行法律方面,唐太宗援法定罪,强调:“人有所犯,一断于律”。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裴仁轨私自役使门夫,唐太宗怒“欲斩之”,但按法“诸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以受所监临财务论”,罪不至死。监察御史李乾佑指出:“法者,陛下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唐太宗最终收回成命并提升李乾佑。在法治的原则下,法律是相对稳定、普遍适用的,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可以作出一种预期的法律评价,进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如果法外执刑,自由裁量滥用,不仅会导致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盛行,更会使人们产生无所适从、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援法定罪蕴涵着现代“罪刑法定”思想的进步因素,在封建社会里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唐太宗封建法治思想的影响下,唐朝法制成为中华法制文明史乃至世界法制发展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中华法系始自唐朝,《唐律疏议》是我国目前为止保存下来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朝尊法、守法蔚然成风,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在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中,唐太宗的封建法治精神弥足珍贵。而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这种朴素的法治思想依然闪耀着历史的光芒。君不见特权主义思想严重、骨子里依然充满了“权大于法”者不惜为了一己私利而以身试法或以权压法的现象屡屡见诸报端吗?

    唐太宗的封建法治精神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条件。就社会背景讲,唐太宗作为隋末起义军领袖亲眼目睹了隋炀帝以言代法、法外施刑、专横独断最终自取灭亡的现实;就社会现状讲,当时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凋敝,百废待举;就个人品格讲,唐太宗在历史上以民本思想、善于纳谏、励精图治等开明的形象著称。唐太宗曾告诫群臣:“朕见炀帝不以官人违法为意,性多猜忌,惟虑有反叛者。朕则不然,但虑公等不尊法式,致有冤滞。”他深刻吸取了“法制兴则国兴,法制废则国衰”的经验教训,以法制作为重建和恢复社会统治的重要手段,缓和了阶级矛盾,发展了社会经济,迎来了“贞观之治”的盛世。然而,随着政局的稳定,唐太宗在统治后期也走上了“任情以轻重的老路”。魏征曾曰“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乎喜怒”。这是由封建专制制度决定的,即使是一代明君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封建法治的主要特征是法律对于权力特别是皇权的约束,而这与封建专制制度在本质上是相冲突的,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社会”,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是以合法的形式存在的。在古代中国,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基础上,“长幼有序,贵贱有别”是当时社会的正统观念,就如同今天社会中人人平等的观念一样“深入人心”和天经地义。在这种体制下,皇帝集君权、神权、父权于一身,至高无上,“口含天宪”,享有最高的立法权、司法权。特别是“十恶”的规定,将凡对皇帝有“逆心”的行为都列为“规反天常,逆背人理”的大罪,集中体现了对于皇权的维护。封建贵族官僚因身份“高贵”享有减免处罚的合法特权,从“八议”、“请”、“减”、“赎”、“免”到“官当”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充分显示了封建专制制度保护贵族、官僚的特权性。所以,在唐太宗“一断于法”的口号背后依然是同罪异罚。在这种皇权专制统治和不平等制度的框架下,权力在本质上和根本制度上是不受约束的。当皇帝摆出明君姿态时,便可以奉法守法;而当皇帝专横擅断时,其他组织机构或个人除了苦谏之外也别无良策。所以,唐太宗的封建法治不是一种制度性的产物,而只是一种特定的时代、社会、个人因素的综合产物,极其不稳定,随着时局的变化、当政者的更迭乃至其好恶、注意力的转移而发生动摇。

       可见,法治如果不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加以确定、保障,而只是当政者的一时好恶的话,是难以持久的。也正因为此,唐太宗的封建法治精神既是难能可贵,但也是昙花一现。

 

(责任编辑:penglibang)